第4节(4/5)

令穷追不舍，一心要找到“捻匪”与之决战。从3月底到5月初，僧格林沁率从河南追到山东，又从山东追到河南，之后再由河南追到江苏，再由江苏追至山东。短短一个多月，狂奔数千里，经常是一昼夜追赶一二百里。队快，步队每追不及，疲困之极，累死者达数百人之多。

就这样，僧格林沁仍嫌速度太慢。他达死令，不停，人不歇，非得追上捻军不可。至于他自己也够以作则，每日“寝俱废”。有时累极了，便在旁小憩片刻，“饮火酒两觥”，喝后接着上再追。有笔记称，僧王日夜追敌，常数十日不离鞍，手累不能抓缰绳，便用布带将手捆于上。其求胜心切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可是，人毕竟不是铁打的，也不是铁打的，时间了谁也受不了。但僧王一意孤行，刚愎自用。从好的方面说，他是一不怕苦二不怕累，忠于职守，骁勇好战，可有勇无谋，跋扈鲁莽，尤其是缺乏科学态度，却是致命弱。曾国藩早有预见：“此于兵法，必蹶上将军。”他的话不幸言中。

1865年5月17日，疲惫不堪的僧军追至山东曹州，在菏泽楼寨一带遭到捻军伏击。数万捻军主力呼啸而起，三路掩杀。清军迅速溃败。当天夜里，僧格林沁率少数亲随，冒死突围，此后失联。第二天早上，人们才发现他的尸躺在麦田里，“受八伤”。据杭州将军国瑞报告称，僧王是在激战中被矛刺中坐骑，坠落地，被贼匪所害。其阵亡在曹州府城西北十五里，地名吴家店。而指挥这场伏击战的就是鲁王任化和小阎王张宗禹。

楼寨一战，不仅葬送了僧格林沁，而且也使他的王牌队毁于一旦。捻军声势大张，兵锋迫近京畿。清廷闻报，异常震撼，急调整剿捻方略，谕令曾国藩前往督师。

曾国藩到任后，据僧格林沁失败的教训，归纳总结了捻军的活动特，即“打圈圈之法”，然后有针对地制定了一作战方略。其要为：以静制动。你捻军不是能跑吗？好，你跑我不跑。我重设防，先把你围起来，然后再加以剿灭。用他的话说，这叫“以有定之兵，制无定之贼”。

法是在捻军经常没的豫北、皖北、苏北、鲁南四省十三府重防守，然后将这些连成一线，形成一个大袋，将捻军装在袋中，逐一消灭。

这一想法固然是好，可实施起来难度却很大。首先它需要四省督抚驻军齐心合力，同心同德，否则一突破则前功尽弃。

然而，各地督抚守将各怀私心，谁也不愿牺牲地方利益。于是，各自为政，任由捻军纵横自如。时间一，久而无功。朝廷急了，便开始追究责任。可是，各地督抚又把责任推给曾国藩，说他消极畏敌，未尽职守。他们还拿他与僧格林沁相比，说什么僧王爷再不济，人家鞍劳顿，没功劳还有苦劳，而今他曾大帅倒好，安居徐州，风不雨不淋的，倒是气定神闲，可捻匪却愈加猖獗了。

面对无端批责，曾国藩大呼冤枉，可他一张嘴说不过多张嘴。面对腾章四起，谤议盈路，不禁大疼。

为了改变局面，他不得不对原先的战略加以修订。即在重设防之外，增设运河、沙河与贾鲁河防线。曾国藩认为，贾鲁河、沙河是捻军闯山东、皖北必经之地，只要扼守住这防线，捻军的行动就会受限，然后，“各分汛地，层层布置”，便可渐渐，最终把捻军驱逐至豫西山多田少贫瘠之，加以歼除。

应该说，这一方案比先前的方案改了不少，也更加完善。但是，你想得好不等于得好。计划再好也得人来执行。就在曾国藩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将千里堤修筑起来之后，一天夜里，捻军大队突然冲破开封以南防线，向东奔突而去。守护堤防的河南防军几乎是一击即溃。千里堤，铁合围，转瞬化为泡影。

计划再次受挫，于是抨击之声又起。就连李鸿章也对这一法的可行表示了质疑，甚至讥讽这“修墙筑堤”之法，说是“闻者皆笑其迂”。他还写信给刘秉璋说，古有万里城，今有万里墙，不意秦始皇在千年之后，竟然遇见公等知音了。这话显挖苦之意，虽是对刘秉璋说的（刘为河防之策的心筹划者之一），实则却是暗讽曾国藩。

面对这局面，曾国藩一筹莫展，又气又恨。在给曾九弟的信中，他无奈地表示，数万大军“想与敌一手而不可得，可恨之至”!想当年，轰轰烈烈的太平军都被他打去了，而如今面对擅“打圈圈之法”的捻军，他却无能为力，难建寸功。随后不久，“匪氛更炽”。捻军分为东西两，一山西，一路河。朝廷焦急万分，不得不对剿捻人事重大变动，即令李鸿章前往接任曾国藩。

同治六年(1867年)2月李鸿章走上任了。自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以来，清廷为剿捻先后派遣了二十二个统帅，到李鸿章已是第二十三个。这其中有亲王、总督、巡抚、总兵不等，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结果都难竟其功。现在，到李鸿章登场了。